《中国现代儿童小说的发展历程》
任继敏
1.草创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被视为中国现代儿童小说发展的草创期。
“由晚清时代部分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维新变法和接踵而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华夏大地，带来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勃兴；而现代小说腾腾烈焰，又为中国儿童小说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彭斯远.五四时期的我国儿童小说[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4):35-37.)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随着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小说文类以其强大的启蒙功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指出，因小说表现的是足以令人为之震惊的“人心所构之史”，所以它的艺术力量可以达于“贩夫市贾，田夫野老，妇人孺子之类”。作为小说读者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孺子”在此处被第一次提及，这不仅为现代小说，而且为那专供儿童阅读的现代儿童小说的创立，发出了深情的呼唤。
梁启超对现代小说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1902年10月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推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把小说这一文体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十分强调小说对于人心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诲作用，从而喊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儿童小说开始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晚清文坛还没有那种“足备学生之观摩”的儿童小说出现，却掀起了小说翻译的热潮，其中也出现了一些顺便给“少年”“童子”“学生”等未成年人阅读的翻译小说。这些儿童译作按照题材可分为科学小说、冒险小说、爱国小说、教育小说等几大类。科学小说代表作有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月界旅行》；不管它们是否专门或有意为儿童译介，但科学小说中那些新鲜的时空器具、有趣的情节、惊险的结构布局，尤其是基于科学理性的大胆想象，都在客观上契合了青少年热爱幻想、冒险、好奇、渴求新知的阅读心理，很容易就成为儿童的读物。冒险小说以梁启超从日本转译过来的《十五小豪杰》、沈祖芬翻译的《绝岛漂流记》(1898年开明书店出版，即后来的《鲁滨孙漂流记》)为代表。爱国小说的译介以林纾与李世中合译的《爱国二童子传》为代表；教育小说的译介以包天笑的“三记”（《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埋石弃石记》）为代表。
如此，在我国传统小说和外来翻译小说双重的影响下，儿童小说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声有色地登上了时代的舞台。据史料记载，被文学界同人认可的中国现代儿童小说，当推文学研究会发起者之一的王统照于1920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雪后》为最早。另外还有一些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小说产生，比较成功的如刘半农的《饿》、王统照的《湖畔儿语》、赵景深的《阿美》和《红肿的手》、鲁迅的《社戏》、叶圣陶的《阿凤》、洪灵菲的《女孩》、胡也频的《小人儿》、庐隐的《两个小学生》，以及沈从文的《夜渔》《往事》《玫瑰与九妹》等。沈从文是一位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作家，其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我国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被学术界誉为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的童话杰作《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中国版续书。
2.革命战争时期
20世纪30至4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儿童主要被视为革命的接班人、抗战救亡的有生力量，被期望成为“小英雄”“小战士”，儿童文学被赋予了为儿童指示正确的生活道路尤其是政治道路的使命。这个时期的儿童小说主要突出阶级斗争的观念，出现概念化、简单化的问题。张天翼的《蜜蜂》《奇怪的地方》等中短篇儿童小说是其中少有的具有儿童情趣和特色的作品。这一时期儿童小说出现了很多的中长篇佳作，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流浪儿”和“小英雄”或“小战士”的儿童典型形象的塑造。茅盾1936年发表的《大鼻子的故事》是一部“城市流浪儿的传奇”，多角度多层次地刻画出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流浪儿的典型形象”。还有以苏苏(原名钟望阳)的《小癞痢》(1938)和贺宜的《野小鬼》(1939)为代表的长篇儿童小说，成功塑造了抗战儿童的典型形象。
20世纪40年代，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周而复的《小英雄———晋察冀童话》、峻青的《小侦察员》等，也都塑造了抗战儿童的典型形象。这时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社会教育功能，是孩子们的“生活教科书”。它们在介入现实社会发挥其宣传教育功能的同时，也凭借其艺术魅力吸引并打动了当时的小读者，从而为中国现代儿童小说史奉献了第一批奠基之作。
3.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
这一时期，儿童小说的发展与时事一起“随波逐流”。20世纪50年代，萧平的《海滨的孩子》是一篇难得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小说，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儿童生活情趣，语言清新自然，贴近儿童特点。王汶石的《蛮蛮》也是站在儿童立场来写作的，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村童的形象。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罗文应的故事》，这篇被誉为20世纪50年代儿童文学典范之作的小说，虽然有作家纯熟的表现技巧与对儿童心理、语言的生动刻画，但作家将小说主人公罗文应的“好奇、好玩”的儿童天性视为一种“缺点”并加以批评，这正是当时儿童文学过于注重教育而忽略儿童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反映。
20世纪6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创作高潮，产生了一系列关于战争中儿童生活的小说，如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刘真的《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好大娘》，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杨朔的《雪花飘飘》，胡奇的《小马枪》，杨大群的《小矿工》，萧平的《三月雪》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面貌，成为那个时期对广大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生动教科书。嘎子、小荣、小百岁、小牛、小娟等以鲜明的形象特征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
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行各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儿童文学也走向觉醒的道路。一批中青年作家意识到，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政治波动，乃至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都给少年儿童的身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伤痕小说”“问题小说”应运而生，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方国荣的《失去旋律的琴声》、郑开慧的《鲁鲁和弟弟的遭遇》等，以沉郁的笔调，追述了刚刚逝去的岁月，抚慰着幼嫩的心灵上烙下的深深印痕；胡奇的《老玉米》、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不良的社会风气给儿童带来的影响，披露了少年儿童生活中的一些普遍矛盾和问题。
这一时期的儿童小说有一大审美趋向，即本着对儿童的独立性、自主性、自尊心、自信心的尊重和理解而走向儿童的内心世界，寻找儿童本位。这方面的精彩之作，有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还有黄蓓佳的《我要做个好孩子》、朱效文的《青春的螺旋》、张洁的《敲门的女孩子》、章红的《青春门》、曾小春的《蓝色故乡》、殷健灵的《玻璃鸟》等。这些作品用艺术的手法触摸青春，用文学表现成长，真实地抒写了当代少年儿童渴望成长，在成长中遭遇挫折和困惑，在其中思考并成熟的生命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后，儿童小说创作界对各种现代派手法的借用成了一种艺术的自觉。有些作家有意识地尝试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手法，如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象征派、新感觉主义等。左泓的《鬼峡》大胆地借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班马、韦伶的《白女孩与野蛮的风》采用了意识流小说的艺术手法；梅子涵也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了《走在路上》、《蓝鸟》。此外，彭学军的《八月的染屋》等都可以找到与西方象征主义小说之间的某种联系。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动物小说逐步自觉地成为一种新型的文体，沈石溪是动物小说的杰出代表，他的《第七条猎狗》是动物小说界的突出代表。蔺瑾的《冰河上的激战》则是第一篇通篇没有人类出现的“纯粹”动物小说。
大自然小说的亮相，丰富了20世纪80年代儿童小说的类型。刘先平的大自然长篇小说在当代儿童文学界成为独树一帜的品牌。80年代,刘先平写出了4部长篇小说——《云海探奇》《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和《大熊猫传奇》；90年代，他又出版了大自然探险系列小说——《寻找魔鹿》、《寻找猴国》、《寻找香榧王》、《寻找相思鸟》。他的自然小说突破了动物小说的范畴，将艺术的目光延伸到了大自然更为纵深的地带，表现了人类对真实自我的发现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
20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的校园文学以强劲之势占领了儿童文学半片天，而且以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打破了之前作家苦苦创作却收效甚微的经济状态。秦文君的“女生贾梅”“男生贾里”校园系列小说对少年儿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使校园小说的影响越来越大，名头也越来越响。到了90年代中后期，儿童小说家的兴趣转向表现成长，表现儿童世界与儿童文化自身的课题，以至于很多作家都将“成长”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目的。
进入21世纪，儿童小说除了题材不断拓宽，表现的内容和手法不断多元化以外，最突出的特点是“校园小说”得到蓬勃的发展，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20世纪儿童小说的总和。正如刘绪源所说：“在童书畅销的黄金十年，有一个阶段，儿童文学就只剩了两个品种，一是校园小说，二是青春文学。”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儿童小说发展状况，可以借用朱自强的这段话来总结。他虽然是就儿童文学的整体状况而言的，但是儿童小说占据儿童文学半壁江山，因此，他的这段话完全可以概括儿童小说的发展状况。“在儿童文学这里，如果说1980年代的作家和出版人主要是为了精神生产而创作、出版着儿童文学的话，到了1990年代，人们则开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谈论儿童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而进入新世纪以后，作家们和出版人纷纷联手为自己的出版品促销(签名售书、进校园讲演等)，有的作家在各种媒体面前，发表宣传广告式的言论。”（朱自强.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后现代和产业化问题［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3)：18-22.）商品化时代也带来了儿童校园小说审美追求的新质，具体而言：一是“类型化”的创作态势已经蔚然成风；二是出现理念设想高于人性之真的创作现象；三是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与艺术性追求的缺失。以市场为中心的创作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带来的创作动力刺激了儿童校园小说的繁荣；另一方面，以市场为标准也意味着儿童校园小说创作走入满足市场需求的桎梏中。
儿童小说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不断发展自己，风起云涌的儿童小说作家和作品的问世，也在检验着儿童小说的适应能力。